每日读 | 人道主义和慈悲不一样，它得在肮脏的现实中运作
1971年，法国医生库什纳因目睹尼日利亚的人道主义灾难，与一名记者共同创立了“无国界医生”组织。
该组织秉持任何人都有权接受人道主义医疗救援的信念，在世界各地发生战乱、饥荒或天灾时进驻，提供及时的医疗卫生援助。
1999年，“无国界医生”获诺贝尔和平奖。如今，它已是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主义医疗组织，但仍旧秉持半个世纪前创立时的精神——在人类无休止的灾难中帮助世界各个角落被遗忘的人。在提供物质援助的同时，也努力使人重获生而为人的权利和尊严。
因此，这些人被称为“地狱中的希望”。
但是，这些勇敢的医务工作者，必须时刻冒着危险去履行救死扶伤的职责。
意大利医生柯西偷偷潜入南苏丹，在50摄氏度的环境下照料绝望的战争伤患；
外科医生程卫在世界上地雷分布最密集的城市，做了上百次截肢手术；
后勤专家马丁为了运送冷藏疫苗，不得不与哥伦比亚的杀手与塞拉利昂的童兵打交道；
在武装民兵随时会闯入的情况下，美国医生弗兰克穿越停火线，去布瓦凯的医院抢救被扫射的冲锋枪打中的人……
这些就是“无国界医生”（MSF）救援工作的真实故事。
与武装人员交涉
《地狱里的希望》一书的作者丹·波托洛蒂深入“无国界医生”组织，平实报道人道主义组织所面对的各种现象与议题，并通过采访在各偏远地区实地工作的医生、护士及后勤人员等，揭露了“无国界医生”组织成员时时面临却鲜为外界所知的人类苦楚与丑陋真相，展现了他们的救援工作、遭遇的挫折与危机。
这本书不宣扬投身公益的浪漫，而是揭露真实的残酷：人道主义和慈悲不一样，它得在肮脏的现实中运作。
Hope in Hell：Inside the world of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地狱里的希望：“无国界医生”的故事》（译文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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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丹·波托洛蒂 著
林欣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今天，译文君与大家分享书中的两个片段，讲述“无国界医生”志愿者的两种心碎时刻：无法拯救本该活下来的人，以及身为医护人员却被暴力对待。
1忙坏了，也没救活该救得活的人
二○○二年十二月，MSF致电曾出过几次短暂任务的美国籍外科医生布鲁斯·弗兰克，询问他是否愿意在象牙海岸（即科特迪瓦）过圣诞节。“他们捉襟见肘，没有会讲法语的人，但他们知道我正在努力学，所以就碰碰运气派我过去。情况相当有趣——我带着大黑板进手术室，写下法文和英文。刚开始很辛苦，后来变得有点好笑。最后他们告诉我，我说的法语太蹩脚了，而我就是靠着这样的法语过来的。不过到了紧急关头，你真的迫切需要什么的时候，整个情况不是你能掌控的，就会出现一些棘手的时刻。”
法兰克抵达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之后，往北开了六小时的车到达了布瓦凯。“越过法国军人刚在那里设置的停火线，有人会来接你去医院。布瓦凯很大，有四五十万人，但我在那里期间，到院区外的时间不超过半小时。”尽管布瓦凯在和平时代是个热闹的城市，在过去四个月内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居民都撤离了。“MSF差不多算是接管了医院，管理医院并支付薪水，因为战争爆发时，几乎所有人都逃走了，医生、护士、病人都一样；偌大的医院只由我们八个人负责。
“整个那段时间所有人都精疲力竭，根本没有片刻歇息。”弗兰克说，“我们从来没做过任何择期手术，做的全是急救手术，而且是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在做。在五个星期里，我处理了四五十个被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所伤的患者，外加所有的高速车祸伤患。青少年带着枪到处走；在医院里，你必须穿梭于他们之间，而且不知道枪的保险是开着还是关着。我老是疑心自己会中枪，因为处理了太多的枪伤，其中许多都是愚蠢的意外枪击——人们喝醉了酒乱开枪，误伤了别人。我很纳闷为什么我们容忍这些人带着冲锋枪这么靠近医院——他们甚至带枪进入医院，但我们忙得没空管太多。我们处于混乱的边缘，这是我出任务以来，第一次发生没有救活自己认为应该救得活的人这种事，只因为我们简直忙坏了。”
其中一个死于非命的男子大约二十岁，到医院时有大面积的肝脏创伤。弗兰克说他家乡的外科医生一辈子可能只见过几次这种伤势；在象牙海岸，他每周都会碰上一次。由于无血可输，这名病人濒临失血而死，而法兰克尽了医生的职责。
“我没有试图修复肝脏，反而决定只用纱布包扎伤口后缝合。一两天后，我把他带进手术室，划开了他的腹部，取出纱布并修复肝脏；我觉得很自豪——如此处理大面积受创的肝脏，简直堪称教科书级的做法，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和美好。接着我发现他仍然贫血，之后在外科病房时心率很快、血压还是很低。这孩子身边有三个朋友，我就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找不到血给他，他就会死。’他们全都同意捐血，结果验完血发现其中两个人HIV呈阳性，我完全泄气了。那个男孩当晚就过世了，只因为缺少几个单位的血液。
“另一个案例中，一名男子出了车祸，肝脏破裂，大腿骨断了，而且处于休克状态。我赶忙把他推进手术室，打开了他的腹腔，但周围没人可以帮我。最后，他们派了一个负责在手术后打扫卫生的人来。简直沮丧透了，因为他显然帮不上忙，最后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在我的任务即将结束时，来了个大约一岁大的孩子，没人知道他怎么了。那天我们刚刚忙完十二或者十四个病例，每个人都累了。我们只有一队当地雇员———下午班的人四点钟的时候不会来了———所以我们还得小心，别累翻他们，否则就是拿砖头砸自己的脚。漫长的一天结束时，我去看那个孩子，显然他需要动手术。我们和其他医生讨论后决定，如果这个孩子第二天还活着，我们就会做点什么，因为我不确定他能否挨过手术。那个时候已经接近午夜，三四个小时过后，那孩子果然被宣布死亡。在其他情况下，我们会替他开刀；至于他能不能活下来，我就不知道了。
“当我回到家乡时，大家会问我过得怎么样，而我只会说紧张得叫人难以置信。我这辈子从没过过一个月那样的日子，夜以继日，无休无止。普外科以每周一百二十小时、每隔一晚值一次班的训练著称；但在这里，每天都要值班，没有喘息机会，没有后援，没有血库，只有基本物品，除此之外，还有语言障碍。其他事情也开始影响你———食物、睡眠不足、干扰入睡的噪音。最后，你疲惫不堪，无法充分展现实力。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将我的任务限制在三四个月内，因为在那之后我需要回到自己的现实世界一阵子。”
2人道组织工作人员成了靶子
虽然MSF医疗团队的越野车车有显眼的标志，但红十字和其他代表人道主义组织的符号在这一带已不再具有保护作用；事实上，非政府组织的车辆现今可能还会成为靶子。在恰曼，MSF团队以没有标志的面包车代步，大院上空也不悬挂旗帜。自一九九八年以来，阿富汗没有一名援助工作者遇害，但在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一切都变了。
那天，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萨尔瓦多籍水利工程师里卡多·蒙奎和他的护卫队在乌鲁兹甘省被塔利班武装分子拦下，根据一名目击者的说法，持枪歹徒先是向他们的几辆车上泼汽油并点火焚烧，然后用卫星电话打给他们的首领寻求指示，对方的回答是:“杀了外国人。”枪手朝蒙奎打出了二十发子弹。(十分讽刺的是，这位下令处决蒙奎的首领身上装的是一条红十字会提供的假腿。)
随后又发生了几起针对援助人员的袭击事件。就在奥尔森说明其安全顾虑的那一天，在北部加兹尼省有两名阿富汗红新月会的成员遭人射杀，枪手骑着摩托车逃逸——塔利班的标准做法。三周后，九名武装人员拦下了丹麦援助阿富汗难民委员会的五名工作人员，将他们拖出车外并捆了起来。袭击者指责他们跟随援助组织工作，然后杀死了其中四人，另外一人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种处境很艰难，”奥尔森说，“你必须时时警觉你周遭区域有什么状况，花很多时间和不同的人喝茶，那些人是你的安全网络的一部分。情势充满了不确定性，你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也难怪MSF的院区会有掩体，里头堆着食物、瓶装水、一个小炉子、一台超高频无线电通信设备和一部卫星电话；坎大哈项目的后勤专家大卫·克罗夫特甚至正计划进一步改进掩体。“我考虑在那儿放一把镐，这样真的大难临头时，我们就能挖地道逃出去。”他和凡吉赛尔才到这里没几天就有机会用了掩体。克罗夫特说：“我们重视安全，但没有真的见识过什么状况。后来有一天，我坐在行政办公室，一枚炸弹在同一条路上的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房舍爆炸了——有人将一颗小手榴弹之类的东西扔进了篱笆，太吓人了。”
第二天晚上，情况更吓人了。“我们在楼上的办公室收发电子邮件，然后‘砰’的一声——有东西爆炸了，发出巨响。我去过许多危险的国家，也听过爆炸声，但从没有这么响、这么近。没有一扇窗被爆开，这一点令人吃惊，因为这些窗户差不多就和湿玉米片一样脆弱。我们完全没有准备，没穿鞋子，什么都没有。我拿了电脑和卫星电话跳进掩体，我们打电话给在赫拉特的国家管理团队，他们相当冷静，着实让我们镇定了下来。然后我们每人抽了十几根烟，结果一切都没事。”
最终，答案揭晓了，爆炸声来自一枚发射失败的一○七毫米老式火箭——只有燃料爆炸了，不是火箭弹头。
二○○三年十月四日，袭击发生在了扎雷达什特基本医疗单位的门口。四名武装分子，极可能是塔利班，进入营地的外围，把六名从事排雷工作的非政府组织成员赶到了一起，正要就地处决他们时，该组织的一名司机发动卡车想要逃跑。武装分子暂时停下了手头的事转而朝车辆开枪，于是六名排雷工作人员赶紧逃命。他们全都设法脱了身，不过有一人腿部中枪。MSF的司机听见枪声，赶忙抓起无线电警告其他车辆避开此地。那次事件之后，MSF别无选择，只得终止在扎雷达什特的工作。
二○○四年六月二日，MSF的好运在西北部的巴德吉斯省结束了；讽刺的是，那是阿富汗比较安全的地区之一。一辆载有五名工作人员的越野车遭到伏击，枪手据信是塔利班武装人员。没有人知道对方是否曾和这五名人员有过交谈或事先发出了警告，因为这队人马在下午三点左右出发后，从未通过无线电报告方位。
当天下午稍晚些时候，有人发现了那辆车——已经被枪林弹雨打成了筛子，残留的弹片表明现场有一枚手榴弹爆炸。五位手无寸铁的援助工作者被残忍杀害，他们是: 比利时籍项目协调员海伦·德比、荷兰籍后勤专家威廉·昆特、挪威籍医生艾吉·提奈、他们的阿富汗翻译法索·亚曼及司机贝斯米拉。就在遇害前几周，德比在意大利度假时还跟一位朋友说:“我累坏了，生理上和精神上都累。”朋友问她为何还要回去。“因为我必须回去，”三十岁的德比回答道，“那样做让我觉得快乐。”
第二天，MSF终止了在阿富汗的工作。凶手的身分始终未被确认，而在接下来的五年，该组织别无选择，只能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国家的健康状况恶化。MSF团队继续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开展工作，为塔利班控制地区的部落斗争受害者提供救护车运送服务。二○○九年二月一日，救护车工作人员里亚兹·艾哈迈德和纳萨尔·阿里本应休假一天，但当他们听说有数十名平民在当天的冲突中丧生时，便赶往明戈拉镇为救护车工作搭把手。他们朝北开了约十二英里，来到暴力冲突的中心塞巴，尽管他们的车辆有明显的标志，但还是遭到了枪击，艾哈迈德和阿里双双丧生。结果，MSF也被迫离开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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